作者：武陟东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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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0年8月13日，湖北汉川襄河岸边发生了匪夷所思的一幕：一伙日军追击正在渡河的1000多名伪军，八路军却挡住日军的去路，与鬼子进行一场血战，为此牺牲了几十名战士。
日军和伪军都是敌人，八路军为何要帮伪军，其中有何隐情？
1940年春，抗战形势严峻，抗日军民迎来了最艰难的时期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也是如此，日伪军接二连三的“清乡”“扫荡”，给新四军带来很大的损失。
这支部队的前身是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，李先念任司令员，朱理治任政委，周志坚任参谋长，组建于1939年底。
在此情况下，纵队领导决定，在跟敌人周旋的同时，对伪军进行策反，给日军来一个釜底抽薪。
经过分析，他们把策反对象确定为伪军汪步青第82师的165旅旅长黄人杰。
李先念
黄人杰是湖北省武昌人，抗战爆发后，他和自己的发小许大鹏拉起了一支800多人的队伍，打出“樊湖大队”的抗日旗号。
日军侵占武汉后，黄人杰却投靠了日本人，被编入驻汉阳的汪步青伪军第82师165旅，还当了旅长。
而黄人杰的发小许大鹏，则没有跟随队伍当汉奸，而是参加了新四军，担任营长。
许大鹏向纵队领导提出，可以策反黄人杰，这一建议很快被采纳。
1940年春节过后，许大鹏来到黄人杰部队的驻地。
“兄弟，你怎么来了？”对于发小的出现，黄人杰又惊又喜。
“给你捎信来了。”许大鹏装作非常关心的样子说，“听说黄家族长将你从家谱中除名，还说死了也不让你进祖坟，我建议你事先买一块坟地。”
伪军资料照
黄人杰听了，脸色非常难看，他阴沉着脸说：“王八羔子才想当汉奸，都是我那个舅舅逼的。”
黄人杰的舅舅名叫杨经曲，湖北省武昌县人，曾经担任湖北省财政厅总务科长，宜昌警察局长，恩施县县长。
抗战爆发后，杨经曲参加了“自卫军”，其实这是一支打着抗日旗号的伪军。
这支部队的司令叫金龙章，跟日军关系很好，当时还被安排到日本观光。
临走之前，他将这支队伍的指挥权交给了秘书长杨经曲。
黄人杰的165旅和袁四正的164旅，都属于金龙章的嫡系部队。而当时金龙章到日本去了，这两个旅都由杨经曲指挥。
许大鹏听黄人杰一说，随即向正在汉阳执行任务的鄂豫边区委统战部长、豫部挺进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张执一做了汇报。
张执一
张执一得到这一信息，觉得策反有望，但是关键要看杨经曲的态度。
经过调查，张执一发现了一个重要信息：杨经曲和长江局的董必武是“存古学堂”的同学，交情很深。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杨经曲每次到汉口出差，都要去拜会董必武。
这说明，杨经曲至少不是一个铁杆汉奸。
在边区区委与纵队召开的干部大会上，张执一介绍了策反伪军的工作进展，最后总结说：“我认为策反这两个旅有戏。”
与会人员同意张执一的分析，认为这是瓦解伪军、打击日军的良机，事不宜迟。
杨经曲
“这事还得让张执一同志去做，怎么样？”李先念说。
“保证完成任务！”张执一起身立正，斩钉截铁地说。
张执一当时虽然只有29岁，但已经参加革命14年，坐过3年牢，从事兵运工作5年，久经考验，有勇有谋，斗争经验丰富。接受指示之后，他决定亲自去会会杨经曲，劝说他弃暗投明。
“杨经曲那里可是龙潭虎穴，你此去可要多加小心。”参谋长周志坚交代说。
“放心，我有准备。”张执一胸有成竹地说。
他从部队中抽了8名枪法好、武艺强的战士，于7月下旬带着他们上路了。
到达汉阳后，张执一即首先和天汉地委书记顾大椿取得联系，向他传达区委和纵队的决定：配合张执一的工作，促使伪军反正。
张执一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：冒充豫鄂挺进纵队参谋长周志坚，伪造董必武给杨经曲的书信，前去拜会杨经曲。
常言道“名不正言不顺”，张执一当时的职务是豫鄂边区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长，官太小，说话没分量。冒充参谋长的话，可以让杨经曲觉得更靠得住，让他吃定心丸。因为董必武跟杨经曲是挚友，伪造他的书信可以促使对方下定决心。
本来可以让董必武亲自写信，但是时间紧迫，书信速度太慢，夜长梦多，只能这样做了。
既然杨跟董必武是深交，伪造的书信看不出破绽吗？
董必武担任长江局民运部长期间，张执一长期在他身边工作，有把握模仿他的笔迹。
日伪资料照
对于张执一的到来，杨经曲虽然表示欢迎，但一谈到伪军“反正”的话题，杨经曲便连连摇头说：“老朽已经年近花甲，抗战已经心有余力不足了，只求家眷平安（当时杨的家眷在武汉日军敌占区，跟人质差不多）。”
“杨先生是仁人志士，20多岁就参加革命，武昌起义不久，杨先生就勇敢剪掉了辫子……先生是湖北人的骄傲，何出此言？”
“张先生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，如果再谈这个话题，我只能送客。”杨经曲说着就站起了身。
张执一摆手说：“杨先生，我们不会久留，在离开之前，我想让你看一样东西。”说着，他掏出了“董必武”的书信。
“董必武”在信中说，你尽管反正,我们保证你武汉家眷的安全。
看了董必武的书信，杨经曲的态度有所变化。
他和董必武1905年就认识，二人是同窗，毕业之后又一道为了理想并肩作战。
抗战之后，他拜访时董必武时，对方告诉他：“无论环境再艰苦，我们不能放弃中山先生的旗帜，不能干有损民族利益的事。”
看了董必武的信，杨经曲思考后，表示愿意和我方合作。
张执一当即表示：“反正之后，这支部队还是由您来指挥，这个可以保证。”
杨经曲一听，终于下了决心，说：“好，就这样办！我立即通知两个旅长过来，商议反正事宜。”
黄人杰见舅舅做了决定，自然没有意见，他在大革命时期就是我方成员，后来虽然跟组织失联，但没有干过坏事，对回归没有障碍。
另一个旅长袁四正听说要“反正”，也没有反对。
8月13日，伪军两个旅正式举事。
晚上，伪军接到通知，要去执行特别军事行动。
借着夜色，伪军部队悄悄开拔。
经过20多小时的急行军，在次日傍晚，他们穿越敌占区，到达襄河南岸。
天汉地委已经动员老百姓，找了一百多条渡船，隐蔽在岸边多处芦苇荡中等候。
这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
164旅走到半路的时候，旅长袁四正的副官说了一句话：“旅长，新四军日后会不会跟咱翻脸啊？”
袁四正放慢了脚步，他之前曾经亲手杀过抗日干部，听了副官的话，他越想越怕，担心新四军秋后算账，便在半路上停下，转身回日军据点，拉走了一个团。
这样一来，该旅只剩下杨经曲干儿子杨瀛率领的一个团。原来的2000多人，现在只有加1600多人。
这倒不是重点，关键是这小子逃跑之后，肯定要向日本主子报信。
日军有骑兵，机动化程度高，得知消息一定会快马加鞭追击，到时候可就麻烦了。
本来张执一还打算去追袁四正，说服他“反正”，可是一想到这，便打消了这个念头，觉得当务之急是如何将大部队隐蔽在岸边，有序登船，在日军到来前渡过襄河。
袁四正脱离部队回到日军据点，慌慌张张地告诉日军大队长村田：“太君不好了，黄人杰投靠新四军了！”
村田一听大怒，立即集合日伪军数百人气势汹汹扑向襄河渡口。
前面说过，日军有骑兵，还有汽车，所以很快追到岸边。
我军准备渡河的是小船，敌人赶到的时候，队伍还没有完全渡河。
不过张执一早有防备，新四军营长许大鹏带领战士们，早就在沔汊湖堤埂排兵布阵，严阵以待。
日军赶到之后，遭到了新四军的迎头痛击。
日本大队长村田很愤怒，战斗相当激烈。
在新四军的掩护下，反正的伪军渡过了襄河，负责掩护的新四军大多脱险到了河对岸。
遗憾的是，连长张子敬等30多名战士壮烈牺牲。
反正部队与原纵队第四团队整编为豫鄂挺进纵队第4支队，黄人杰所属部队为第10团，他担任团长，许大鹏任副团长。
杨瀛率领的那个团为第11团，由他担任团长，政委是娄光琦。
在反正中起了主导作用的杨经曲，被任命为支队长，郑绍文任政委，张执一为政治部主任。
这次分化瓦解伪军的事件，产生了重大影响，壮大了我军的力量，挺进纵队的艰难处境得到改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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